一九五九年，我有过一次下放劳动的经历。在延安市郊的柳林村。此前，我是共青团陕西省委常委、陕西青年报总编辑。

    我的母亲是陕北绥德人，但我没有在陕北生活过。在西安市郊区农村，小时候我也参加过一些农业劳动，但是没有干过大活、重活，不会使牛，不会扶犁。从陕西省的大都会来到陕北的小山村，确确实实也是面对一个陌生的世界，几乎一切都须从头做起。

    那时都说首先要过“生活关”。不过，我的感受，生活关比较容易过。那时的陕北农村很穷，没有什么好吃的，天天就是小米稀饭黄馍馍，住的都是窑洞，没有任何摆设和取暖降温设施。但那时我这个来自城市的小干部小知识分子，也没有什么奢求，窑洞虽然简陋，可我在城里的家也只有一间普普通通的平房，房里除了一张床，一张小桌子，就是一个洗脸盆架子，有两个竹制书架子，算是奢侈品了；所以，二三十平方米的陕北窑洞，有一面大炕，冬天能睡热乎乎的觉，已经满足了。而小米稀饭也并不难于下嚥，特别是麻油钱钱饭，更觉香甜，陕北老乡厚道，还时不时给你打打牙祭，我真的没有什么不适应。

    可劳动关就不那么好过了。这劳动并且不是在平川水田里，而是在黄土高坡的山头坡地上。我没有使过牛，这回不仅要牵了牛去犁地，而且要在高高的山坡之上犁地。特别头一次上山，现在想起都觉得惊险。那地是在几乎四十五度的百十米的高坡上。牵了牛上山，走的是崎岖不平的山路，进入农田，从高的一边望下去，竟是一面斜长大陡坡，另一边的尽头下边，就是万丈深沟。大黄牛并不老实，不会乖乖听从城里来的外行使唤，牠拖着犁前进，就像急行军，你在后边高一脚低一脚地，跟都跟不上。而快到地头时，你必须“悬岩勒牛”，来不得半点差错。我可没有那么大的力气，没有那么娴熟的技术，总是在最危险的时刻，在几乎要滚落下坡的一刹那，方才完成了回首、起犁、再走的关键一步，那一瞬间，心里边直打鼓，仿佛揣着一只兔子，紧张到了极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