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封建政治家中，汉高祖刘邦、魏武帝曹操、唐太宗李世民及明太祖朱元璋等，都能以任贤使能而著称，汉高祖刘邦“奋布衣提三尺剑，八年而成帝业……惟其善任而已。”他在驾驶群雄统一中国之后，衣锦怀还乡时还高唱《大风歌》，念念不忘“安得猛士兮守四方！”他在著名的《求贤招》中写到：“贤士大夫有肯从吾游者，吾能尊贤之”。表达了求贤若渴的心情，心诚则灵，得萧何、张良、韩信以弼。国运昌盛一时。刘邦对他们给予高度评价，曾说：“运筹于帷幄之中，决胜于千里之外，吾不如子房。镇国家抚百姓，给餽饟，不决粮道，吾不如萧何。连百万之军，战必胜，攻必取，吾不如韩信。此三者，皆人杰也。被誉为“治世之能臣”的曹操。为实现评定天下的宏图大志，曾迭次下令求贤：“唯才是举，吾得用之”。雄才大略的唐太宗也认为：“能安天下者，惟在用得贤才“，并在实际中广开贤路，访求贤哲。由于他知人善任，列德尚贤，当时人才云集。“英雄入榖”，“文有十八学士”；武有四大骁将。依靠这些贤士开创了“贞观之治”的丰功伟业。朱元璋深谙兴替之道，经常说：“致治之道，在于任贤，”他在与群臣论及元朝兴衰的教训时说：“贤才，国之宝也，贤才不备，不足以为治”。

贤者当政与恶人当道，对国家的盛衰，民族的兴亡起着截然不同的作用。几千年来的历史证明，有贤臣为明主的股肱，老百姓的日子就比较好过一些，国家就兴隆；碰到*佞之徒在昏君左右，助纣为虐，百姓就深受其害，国家就不景气。历史上的“成康之治、”“文景之治”、“光武中兴”、“贞观之治”、“开元盛世”、“太平盛世”等繁荣时期，无不与当时的统治阶级者“任人唯贤”、“唯才是举”相关。相反,历史上的“党锢之乱”、“八王之乱”、“甘露之变”，等祸国事变，又无不与当时的统治者“任人唯亲”相关。这一点，汉代杰出思想家刘向有一段精辟的分析，他说：“昔者，唐虞举九贤，布之于位，而海内大康，要荒来宾，麟凤在郊。商汤伊尹，而文武（周文王、周武王）用太公（姜太公），闳夭、成王任周召（周公、召公），而海内大治，越裳重译，祥瑞并将，遂安千载，皆由任贤之功也。无贤臣，遂五帝三皇，不能以兴。齐桓公得管仲，有霸侯之荣；失管仲，而有危机之辱。虞不用百里奚而亡，秦穆公用而霸……。秦王不用叔孙通，项王不用陈平、韩信而皆亡，汉用而大兴，此未远也，夫失贤者、其祸如此“。刘向的论述，固然带有浓厚的英雄创造历史的色彩，但至少可以昭示人们；“无论哪个朝代，只要“贤者在位，能者在职，那就一定能兴旺”；反之，如果是“贤者居下，不肖者居上”，那就一定不景气。被后世史学家誉为“中兴之主”的汉光武帝刘秀，堪称礼贤下士“的明君。他泛爱容众，恢廓大度，亲近贤士，并不惜重礼，征隐居山林的“天下英俊”，在他的麾下。形成了以“云台二十八将”为支柱的东汉稳定的统治集团，出现了被历史称为为“光武中兴”的有名盛世。但是，东汉末年，由于桓、灵二帝“亲小人、远贤臣”，造成汉室衰败，最后在惊天动地的黄金起义中土崩瓦解。东汉兴衰的历史，给后人留下了切肤之戒。三国时的诸葛亮总结说；“亲贤臣，远小人，此先汉所以兴隆也；亲小人，远贤臣，此后汉所以倾覆也。”汉初文、景二帝，承袭高祖勋业，任用先朝功臣，听取贾谊，申屠嘉等贤者的建议，广招贤良，减省租赋，大兴文治武功，把西汉王朝推向了极盛。相反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，由于大搞任人唯亲，实行门阀制度，造成政治昏暗，经济凋残，给人民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。唐玄宗李隆基执政前期，继承了贞观用人之风，倚重姚崇、宋璟等贤相，改革弊政，励精图治，使“开元之治”继“贞观之治”后，成为我国历史上经济繁荣、国威远扬的有名盛世。遗憾的是，唐玄宗思贤求治的精神并没有也不可能坚持到底。晚年，他对于“口有蜜、腹有剑”的*佞之辈李林甫言听计从，对高力士、杨国忠这些斗鸡之徒百倍宠幸，使唐王朝从封建社会的顶端旋即跌落下来。纵观中国历史兴衰，给人们留下的经验教训是：任人唯贤，长治久安；任人唯亲，国家必乱。